杨奎松 | 关于早期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兼谈中共“一大”纲领为何没能联系中国实际
作者: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关于早期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兼谈中共“一大”纲领为何没能联系中国实际
杨奎松
关于早期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兼谈中共“一大”纲领为何没能联系中国实际
杨奎松
何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何谓“相结合”？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很显然，中共一大会议讨论中形成的，目前被公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这个会议文件，与其后历次代表大会所形成的纲领性文件相比，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因为，这个用来规定和说明“中国共产党”目标、任务、方法，及其组织条例的“纲领”性文件，只简单说明并规定了作为“共产党”应该怎么做，却没有一处具体谈到，作为中国的“共产党”，在中国应该怎么做。它甚至严重脱离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做出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必须“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等规定。
从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认识论出发，毛泽东时代的党史著述对中共一大这方面的表现，是很难给出高度肯定评价的。从1951年经过毛泽东审定的第一部官修党史著述，即胡乔木撰《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相关表述中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相信，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两年间列宁等人就对东方落后民族和国家革命问题“作了多次最深刻的指示”，并且通过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规定了各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基本轨道，规定了共产主义者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所应采取的基本方针”。但是，这方面的内容完全没有反映到中共一大的讨论和文件中来。结果，中共一大仅仅完成了建立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的任务，具体到中国的国情、实际的阶级状况和中国革命的阶段性目标及其政策策略等重要决策，都只能由中共二大来解决了。
为什么中共一大解决不了，一年后中共二大就基本解决了联系中国实际这个问题呢？原因确如胡乔木书中所言，是得益于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只不过，改革开放后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的研究证明，共产国际开始在远东具体着手实施列宁主导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决议”提出的政策主张，已经是在它发起反对华盛顿太平洋会议运动之后的事了。通过举办“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亲自出面接见国共两党赴会代表、通过酝酿制定中国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直至下达指令并派代表召集中共领导人加以说服等办法，共产国际一步步克服了中共党内反对的力量，将原本幻想一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早期共产党人，推上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群众性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第一线。
在中共建党史研究中，长期通行着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叫“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个叫“早期共产党人”。前者用来指中共一大前参加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织的人们；后者用来指一大后党的组织还不十分稳固时期的党的成员。这两个概念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都在强调早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织和早期参加共产党的许多人，虽然同情俄国革命，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但自身马克思列宁主义尚未入门，对未来道路及其理想的选择，多半也还处在一种比较朦胧的状态。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两个概念，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共历史研究需要正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存在的一个重要现象，即中共一大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织的成员多半都没有加入共产党，中共一大代表以及他们所代表的50多名党员中，因信仰而死或坚持主义到底者，只有大约20人。
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清楚地反映出，早期共产党人为什么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毛泽东多次谈到中国党的这段历史。他明确讲，整个党的幼年时期，直至长征之前，一方面因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对最重要的革命法宝，如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无经验；一方面因为我们当年“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或“懂得不多”，因此只能“一切照搬苏联”，甚至于很长一段时间“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不懂得也不知道要把马列理论和苏联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种情况什么时候才开始有所改变呢？到1935年长征途中。毛泽东说，我们“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那是“吃了苦头，才明白了”。至于懂得理论要联系实际，“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就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探索与实践。他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早期共产党人在引进、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它应用于中国实际的时候，曾经存在着怎样的困难和障碍。这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难问题，更多的恐怕也是早期共产党人自身马克思主义化的困难问题。仅以参加一大的代表为例，他们中确有阅读马克思著作略多，也比较熟悉马克思某一方面论述者，但很明显，与会者中很少人读过列宁的代表性著作，更不用说熟悉列宁主义的俄国特色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应用策略了。李汉俊等少数人在一大会议期间固执己见，会后甚至萌生退意，不是他们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张，恰恰是他们对与会者相当多数依据共产国际二大文件坚持列宁主义的立场和策略，既不理解，也难以接受的表现。
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这一情况，就理当注意到在中国革命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这一区别的影响问题。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谈到过列宁主义的意义。他认为俄国革命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列宁创造了一个适合20世纪初帝国主义时代和俄国自身实际的“布尔什维主义”。比如，他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这里说的“布尔什维主义”，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列宁主义”。换言之，没有这个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基础上，与时俱进创造出的新理论和新策略，也就不可能有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胜利。这是因为，简单地拿形成于19世纪中叶西欧资本主义大发展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策略，应用到20世纪初帝国主义时代背景下的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的俄国社会来，最多也只能成就一个二月革命，成就不了十月革命。
由此不难看出，就中共早期历史而言，最关键的其实还不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中共“列宁主义化”的问题。这是因为，如果生搬硬套《共产党宣言》——哪怕是宣言后来的各个序言的观点——作为经济发展程度基本还停留在以小农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又是半殖民地，又是军阀割据的落后中国，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很快建立起一个代表产业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的。但是，由于有了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同样基本属于农业国的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列宁主义，有了用列宁主义观点建立起来且能够将俄国革命的策略经验推广到东方落后民族中去的“世界共产党”（即共产国际），特别是由于列宁能够突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理论，及时做出了联合并援助落后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和“通过建立共产党”来“组织农民和工人，带领他们进行革命”的重大决定，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1922年中共革命“两步走”方针的制定，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列宁主义对早期中共指导帮助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除了通过中共二大扭转了一大脱离实际的路线方针外，尤为重要的还在于它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群众运动以及思想斗争几方面极具实用性的独特的创造和经验。这些创造和经验究竟有多重要呢？彭德怀曾经回忆过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1933年底他“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我）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两个策略》指的是列宁于1905年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小册子。列宁突出强调了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实行革命两步走策略，绝不能设想一步迈过资本主义的观点。同时，他反复论证争取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以克服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和尽最大努力争取农民群众，以建立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必要性。他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必须做好一切准备，以便在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同时，加速把它引向社会革命。《“左派”幼稚病》指的是列宁1920年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小册子。他在书中着重分析了群众和领袖、阶级和政党的相互关系问题，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由少数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担任最重要职务的领袖们来领导，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必须与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打成一片，依靠群众并善于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他还用了相当篇幅论述了革命的艰巨性和策略灵活性问题，明确提出要掌握一切可能的斗争方法，包括必须尽最大努力以求能够获得大量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
不难想象，1933年底毛泽东读到列宁的这两本小册子后之所以会那样兴奋，并且当成宝贝似地马上送给彭德怀去读，一方面说明他的确从中获得了他认为极其具有启发性的革命理论和经验，一方面也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他入党13年还没有读到过像列宁这两本小册子这样能够为他答疑解惑的马列著作。据称，到延安后，毛泽东仍对这两本小册子爱不释手，经常阅读，并且在书上用不同颜色的笔圈圈点点，写了不少批语，还标上某年某月“初读”“二读”“三读”的字样。据中共建国后做过毛泽东图书管理员的龚育之的了解：“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尤其喜欢讲读列宁的著作。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大的恐怕也是列宁的著作。”“因为毛泽东要从列宁的著作中寻找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
毛泽东加入中共前后也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他说自己读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四个字：“阶级斗争”。这多半也是当时绝大多数初步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将自己作为无产阶级一分子代入阅读后的共同感受。但要读懂宣言论述和批判的深刻的理论依据，要从中找到适用于中国国情的革命战略及其斗争方法，无疑是困难的。因此毛泽东曾坦言，他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才在理论上开始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会有这样的感受，并不是偶然的。如前所述，马恩的著作，是以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为研究论述对象的，既未留过学，也未读过大学相关课程的毛泽东，自然不那么容易读懂。而列宁的著述则大不同。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列宁的著作容易读，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再加上列宁谈到的许多问题，都是和中国类似的落后国家中较普遍的问题，他得出的许多判断、提出的许多方法，也都是和毛泽东加入共产党以后时时会遇到、会思考，总想着如何应对和解决的那些问题密切相关的，因而具有高度的实用性。
当然，即使在国内，留过洋、受过大学教育、懂得一两门外语的早期共产党人中，中共一大前后能读俄语的也没有。更何况俄国十月革命前两国间文化交往却很少，以至中国舆论界知识界当年了解俄国革命，只能经由欧美日本的通讯社得知一点很不准确的信息。直到1918年底1919年初，才逐渐开始了解苏俄政府的一些真实情况。但即使进入1919年，中国的报刊上来自苏俄官方的声音依旧很少。列宁的名字虽然已经不陌生了，但一年里也只有一篇文章被部分摘译。1920—1921年，也即中共已开始创建，俄共和共产国际都开始派人到中国来帮助做宣传组织工作了，中文报刊上，连同陈独秀等秘密发行的《共产党》月刊，两年也只登了10篇列宁的文章或讲话，而且基本上都是摘译，内容也多半都是讲妇女解放、民族自决、经济问题、苏维埃建设的。真正和共产党的主义、方针、方法有关的，即讲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原则和方法的，只有《国家与革命》和《加入共产国际大会的条件》两篇，前者也只是摘译了第一章中两小节内容，后者是唯一由《共产党月刊》经由英文全文译出的。透过这些极其有限的摘译和介绍，要想了解俄国革命，特别是要想弄清楚列宁主义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了解了上面所讲的这些情况，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中共一大发生的问题，比如花了太多时间纠缠于要不要联合民主派，党员能不能当议员和做官，以及会议到最后都没有能够通过一个正式的决议，会议主持者所拟“纲领”草案的内容完全没有联系中国实际等，显然也是有其特定的原因的。简单地说这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深刻地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或他们“对中国的具体国情还了解不多”的结果，怕是未必准确。
依笔者所见，除上面提到的外，至少还有三个问题值得研究者重视：
第一，中共一大的“纲领”制订与问题讨论，受共产国际二大相关决议的影响很大。中共一大会议未能正式通过的“纲领”草案，包括与会代表持续多天的争论，相当程度上也是围绕着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展开的。一大召开于共产国际成立后不久，共产国际正在全力以赴地批判一切摇摆于俄国布尔什维克与欧洲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中派主义”。其1920年召开的二大又刚刚通过了态度强硬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要求所有打算加入共产国际的政治组织，必须统一更名为“××（国名）共产党”，并与一切非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及其思想主张划清界限，彻底决裂。该文件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已经译成中文，刊发在《共产党》月刊第4号上，它显然对陈独秀临时指派的年轻的会议主持者和多数缺少这方面知识和经验的与会代表，会形成极大的政治约束力。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上海直接负责帮助中共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并予以指导的尼科尔斯基，无疑也负有落实这一目的的使命。因此，会议讨论最终会聚焦在要不要彻底贯彻党的列宁主义性质这种问题上，几乎不可避免。缺少经验和应有威望的会议主持者会起草并坚持想要通过一个与苏俄及其国际共产党在理想诉求和革命方法上一般无二的政治决议，是可以想见的。
一般而言，要不要贯彻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也是这个新生的共产党组织这时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它也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在一大会议的争论中。已知12名与会者中四人有留日背景，国内大学在读或刚刚毕业的年轻学生四人，中等师范毕业三人，在读中学生一人。会议围绕着党要不要联合民主派，党员能不能担任议员及出任公职等问题发生的持续争论，其实也正是与如何理解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和共产国际二大相关决议的规定纠缠在一起。由于成立这个共产党，原本就是要模仿列宁主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并且是要加入共产国际的，因此，任何有违《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所规定的意见和主张，政治上都是不正确的。参与争论且互不相下者，大都是有留学或大学教育背景的年轻代表，以他们对列宁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历史的有限知识，要想论证清楚在对共产国际决议条文的解读上究竟谁错谁对，也是不可能的。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外语能力较强、阅读并翻译马克思经济著述略多的李汉俊，会成了会上政治不正确的意见的代表。支持他的，也是陈公博等个别读过大学、有一定外语能力者。他们基本认同《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的谴责和对共产党性质及其斗争策略的说明，却不了解也不认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关于必须公开拥护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赞成党实行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以及必须摒弃所谓爱国主义并与一切改良主义和中派政策彻底决裂等规定。
第二，一大参会代表理论水平、政治能力参差不齐，但这并不等于说早期共产党人都对中国的具体国情缺少了解或了解不多。会议的组织和召集者陈独秀就是一例。如果不是因为陈因故临时不能回上海参加一大会议，会议的讨论及其结果理应不会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
按照一大参加者提交给莫斯科的关于一大进程的书面报告，可知陈独秀原定的会议议程主要就是要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也因为他对会议有所设计和安排，因此，他无法回上海参会，也一定会设法影响会议相关决议的制订。因为，即使只是从他所负责任和他强烈个性的角度来考量，他也不会完全不在意会议可能形成一个怎样的纲领性文件，而不预先提供自己的意见。
1927年初，当时驻广州的苏联顾问团出版的一份俄文刊物刊载过一篇概述中共历史的长报告，里面就谈到了这一情况。报告称，中共一大召开前陈因在广州主持教育工作一时无法离开，故专门起草了一份纲领草案，托人带去上海供与会者讨论。草案的内容主要着重于党员教育、党内纪律、党的民主集中制和争取群众等问题。读《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可知，他特别提出要在这几方面达成一致并做出规定，是意在参照共产国际二大对各国党的要求来规范中共的组织原则及今后主要的工作方向。报告同时还说，陈在这个草案中明确提出，现在还不是夺取政权的时候，在此之前还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这一概要的介绍，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陈独秀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当下的需要及任务是有自己的看法，并希望能够反映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上。当然，会议后来发生的情况偏离了陈的设想，但也正因为如此，他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对此明显耿耿于怀。
仅就目前可见到的资料即可了解，光是在1923年中共三大会议期间，陈独秀就几度表示他对中共一大会议工作的不满。他说：“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党员（指与会代表——引者注）并不明白自己的任务，讲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却没有形成可以实施的“纲领”，“甚至没有（形成党的）规章”。“党的要求——无产阶级专政——悬在半空”，以至一大以后党的“工作是在没有纲领的情况下开展的”。他指出：只是到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党才得以“脚踏实地，有了规章，找到了与中国实际的联系并决定了党要走的道路”。这表明，陈独秀于一大后回沪出任中央书记时，没有收到会议主持者转交给他的任何经由一大代表集体通过的正式文件。即使他读到过会议主持人起草并提交会议讨论，因争执不下未能形成决议的“纲领”草案，他也不认为那是一个可供实施的党的“纲领”，因而斥之为“悬在半空”，无法落地的空论。
第三，理论不能联系实际，未必都是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造成的，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对理论一知半解、张冠李戴造成的。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对党内理论脱离实际最主要的批评，就是“照搬外国”，“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把理论当成教条。在中共建党之初，这方面的问题恐怕也是造成一大的讨论和“纲领”草案脱离中国实际的很重要的原因。这是因为，如同前文所说，当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织的成员，几乎都是刚刚开始接触和阅读马克思、列宁及其共产党方面的知识和读物的。即使外语好的，要弄明白那些基于欧美苏俄社会历史发展及其资本主义问题的种种论述，都深感困难，更不必说多数只能阅读翻译过来的，连译者自己都不大确定准确与否的中文译本的同志们了。在这种情况下，搬用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的名词、概念来讨论中国问题，必然会发生理论与实际严重分离的情况。
仅以一大“纲领“突出强调的”无产阶级“一词为例。这一概念是马克思主义“Proletarier”和“Proletariat”术语的汉译，早在1918年11月李大钊就已经用到这一汉译名词。1919—1920年间，“无产阶级”一词在中文报刊上已经成了一个比较流行的用语了。但多数使用者，包括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仍旧习惯于使用他们更熟悉的“劳工阶级”或“劳动阶级”一词，因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在中国当时条件下使用的局限性太大。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并无多少了解的多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多半并不在意这一概念的内涵的严格规定性，往往会把它与“劳工阶级”或“劳动阶级”相提并论。因为五四时期人们普遍相信“劳心”“劳力”都是劳动，知识分子甚至往往自认就是这个世界上受国际资本家阶级压迫奴役的“无产阶级”的一分子。联系到马克思早就断言当今世界已经被资本阶级所统治，他们自然直接会得出结论称：“中国的资本阶级是国际的”，“中国劳动者布满全地球”，做“资本家底奴隶”。要打破这资本和劳动两重阶级，让劳动阶级占得中心地位，就非得由我们无产阶级的脑力劳动者，提携多数无产阶级的体力劳动者，“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
这个时候，即使是有一定外语能力，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接受度较高的陈独秀，也免不了会“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用来做认识中国问题的教条。阅读他的著述不难发现，自1920年9月初发表《谈政治》一文公开表明赞同列宁主义的主张以来，他对中国国情的看法就随着他对马列著作的阅读和对欧俄革命的了解增多，在发生改变。只是这种改变，不是更贴近中国实际，反而是离中国实际更远了。
9月初，他还在讲：对劳动运动尚在萌芽，劳工既无出版、结社自由，又无劳动保护立法的国家来说，恐怕还不是高谈社会主义的时候。“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两个月后，他的看法就有了变化。他公开撰文，质疑在华访问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主张中国现在不宜马上提倡社会主义，而应先注重发展教育和实业的说法。称：资本主义在欧美日本确实发展了教育和实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中国为什么不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实业，还要去走欧美日本的错路呢？至于中国为什么不必再走资本主义的路，他的说法是：“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由封建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经过若干岁月才可以改变方向”，“所以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
进入到1921年后，他更进一步认为，中国连俄国二月革命那半年时间也不需要去经历，完全可以直接进行社会革命。他的依据是，“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欧战以来，资本制度已经大大动摇了，我们正应该联络各国底同志作国际的改造运动”。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失败证明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论断无比正确，即“近代代议制度国家底政权，都被他们（指资本阶级）一手把持；国家底行政机关，只算办理他们公共事务底一个委员会罢了”，而共产党一定要脱出国家的界限，谋求世界无产阶级全体的解放。实际上“劳动阶级如果握得政权，那些东西（指国民的差别和国家的对抗）都要消灭得更快。因为各国底联合政策，是劳动阶级解放底一种首要条件”。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固然落后，劳工运动虽然幼稚无力，但”中国的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各国同志也必定要给中国以援助。
综上所述，我们或许能够发现，泛泛地从中共建党开始就谈论早期共产党人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史实的角度是很难成立的。一方面，我们理当在研究那段特定时期的时候，将当时早期共产党人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当时又称“马克斯学说”）和“列宁主义”（当时又称“布尔什维主义”）加以区别，以便于我们能够更深入和全面地把握中共建立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传播及其接受史的复杂面向；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高度重视列宁主义早期在中国发生影响的原因、形式、方法及其过程，特别是列宁主义的接受史，因为这也是当年早期共产党人真正接近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几乎唯一的途径。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真切地了解，为什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不可能具备建立共产党和实行社会革命的农业国中国，却能够产生共产党，且最终能够迈上社会革命的道路。不了解或不清楚这中间列宁主义所起的作用，恐怕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这种巨大的历史跳跃发生的逻辑和路径是如何形成的，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又是为什么以及如何一步步发生的。
责任编辑：杜倩 | 排版：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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